摘要
随着城市宠物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公共空间人宠共处矛盾的增加，高密度城区公共空间人宠双向友好的优化成为重要议题。以城市滨江绿道典型驻留空间为研究对象，选取上海市徐汇滨江绿道作为实证案例，构建了5项一级指标以及23项二级因子组成的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人宠双向友好评价体系，综合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IPA模型数据分析等手段，阐明了养宠与非养宠人群在绿道驻留空间使用中的需求差异与矛盾焦点，揭示了两类人群共同关注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认知差异。基于IPA分析结果，研究发现环境通透性与夜间照明、宠物活动场地的规模与质量、宠物区与高敏功能区的物理隔离、空间规则执行度等是影响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人宠双向友好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为高密度城市线性公共空间的人宠双向友好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Abstract
Given the rapid increase in urban pet populations and the escalating conflicts arising from human-pet coexistence in public spaces, optimizing public spaces in high-density urb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pet mutual friendli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cusing on typical sitting areas along urban riverside greenways, this study selects the Xuhui Riverside Greenway in Shanghai as an empirical case. By integrating field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model, the study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human-pet mutual friendliness in urban greenway staying spaces, consisting of five primary indicators and 23 secondary factors. The study clarifies differences in spatial needs and conflict focal points between pet owners and non-pet owners in space use and reveal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commonly recognized by both groups as well as their cognitive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IPA results,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ermeability and nighttime lighting,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pet activity areas, the physical separation between pet zones and highly sensitive functional areas, and the enforcement of spatial rules are identified as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human-pet mutual friendliness in urban greenway staying space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optimizing human-pet mutual friendliness in linear public spaces in high-density cities.
Keywords
随着人口与社会结构转型，宠物在中国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城镇家庭宠物保有量已达1.16亿只，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2%[1]。2023年上海户籍人口出生率降至4.5‰，同期宠物数量突破300万只，年均增长15%[2-3]。宠物经济规模2023年已突破3 000亿元，但公共空间的宠物友好性呈现出“室内繁荣、室外匮乏”的现象。室内商业宠物友好设施覆盖率超过65%，而室外公共空间尤其是公园与滨水绿地，宠物准入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这种结构性矛盾反映出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与管理运营未能系统地回应日益增长的宠物友好需求。当前，中国城市绿地系统存在宠物友好空间规划的系统性缺失，其人宠活动权益冲突与空间供给失衡的双重困境亟待解决[4]，纪雨桐[5]提到国内供宠物使用的绿地少，多数选址较为偏远，且多为营利性质；张琦雅[6]提出城市开放空间体系将纳入宠物活动空间来满足实际需求。
既有研究多强调对宠物设施供给的单向关注，呈碎片化状态。蒋楠等[7]从社区尺度出发，总结国内外经验并提出城市公园、社区绿地、步行街道三个层面的规划建议；基于空间正义理论，简祎等[8]通过实证评估揭示宠物公园在促进社会共融与应对安全挑战间的张力；从人宠共生视角，李漫莉[9]提出将社区公共空间构建为“人性化、适宠化、多样化”的三维友好体系；闵欣[10]、张琦等[11]则提出城市宠物空间需体现城市的人文关怀，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其他生物平等共处的理念，有助于丰富城市景观精神内核、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当前存量提质与精细化治理成为新时期城市更新的核心[9]，然而，现有的城市绿道研究多聚焦于绿道的线性通行功能与景观连贯性，而对绿道中的“驻留空间”——即使用者停留、休憩、社交及人宠互动的节点性驻留空间关注不足，事实上驻留空间是人宠行为交集最密集、冲突最易发、共处需求最集中的区域，其空间品质直接决定人宠双向友好的实现程度。
本研究所提出的“人宠双向友好”强调在公共空间中既要满足宠物及其主人的合理需求，也要保障非养宠人群的权益与体验，涵盖动物福利、公共卫生、空间规划等多个维度。一方面，回应宠物及其主人在活动、休憩、社交与照护等方面的合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应保障非养宠人群在安全、卫生、安静休憩与心理舒适等方面的空间体验。本研究从该视角出发，以上海徐汇滨江绿道为例，从空间安全性、空间功能性、人宠行为互动影响、空间设施隔离性、空间规则执行度等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阐明两类人群需求差异与矛盾焦点，识别关键因素，提出整合优化策略。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上海市徐汇滨江绿道（图1），聚焦西起龙腾大道、东至瑞宁路的典型人宠共享区段。徐汇滨江绿道全长约8.4 km，是上海“一江一河”战略中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宠物友好”为特色，率先试点萌宠乐园、宠物活动区等设施。选取绿道内人宠活动密集的7处驻留空间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上海市宠物友好公共空间建设导则（2023）》要求，探讨人宠双向友好视角下的空间优化路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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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汇滨江绿道区位及其驻留空间分布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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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taying spaces of Xuhui Riverside Greenway in Shanghai
1.2 研究步骤
第一步，评价体系构建与数据采集。基于文献综述、现场观察与预访谈，构建了包含5项一级因子和23项二级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结构化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调查养宠与非养宠人群对各项因子的重要性与满意度。
第二步，数据整理与IPA模型分析。分类统计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在各因子上的重要性均值与满意度均值。以重要性为横轴、满意度为纵轴，以总体均值为坐标原点，将各项因子映射至4个象限。识别供需匹配良好与失衡的关键因子，明确优化优先级。
第三步，差异分析与策略整合。结合IPA象限结果，对比两类人群供需特征，提炼共识点与差异点。基于“空间−管理−社区”协同视角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1.3 IPA模型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模型由Martilla和James于1977年提出，将重要性与绩效表现（即满意度）作为横纵坐标轴以构建二维四象限，针对落在不同象限内的要素提出对应发展策略[12]。IPA能紧密联系起空间的供需双方，空间供需关系的最终实现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重要性与满意度将供需关系的评价聚焦在有效供给与需求上，能真实还原实际的供需状况。重要性、满意度相较于其他的评价指标，排除了指标“转译”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重要性而言，其表述的是供给方已被需求方认知且承认需要的惠益，对于满意度而言，其前提是需求方已经享用过的服务，无论多少，因此剔除了讨论潜在供给及未有效供给导致的误判，为服务优化留下空间[13]。近年来，该模型已被应用于城市公园[14]、滨水空间[15-16]等规划设计领域。因此，优先加大对期望型要素的资源投入和更新发展，可显著提升游憩满意度[13]。
IPA所构建的二维四象限的方格图中，第一象限重要性高，满意度也高，为“继续保持”区域；第二象限重要性低，但满意度高，为“过度表现”区域；第三象限重要性低，满意度也低，为“毋须优先”区域；第四象限重要性高，满意度低，为“重点改善”区域。
1.4 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
研究在问卷设计中围绕表1所确定的23项二级因子，分别设置重要性与满意度评价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调查。1分表示非常不重要或非常不满意，5分表示非常重要或非常满意。通过多时段、多节点实地发放，确保样本覆盖两类人群并体现使用场景多样性。
研究发放问卷268份，有效问卷217份，其中养宠人群92份、非养宠人群125份。发放时间包含工作日和休息日早、中、晚，发放地点覆盖所选7处驻留空间。样本分配上考虑各节点空间规模、设施配置与日常人流量差异，按比例分层发放。分析阶段将7处样本合并为整体数据集进行IPA分析，以反映使用者对绿道驻留空间系统的综合感知。受访者年龄覆盖18岁以下、18~39岁、40~59岁及60岁及以上各区间。非养宠人群中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约占30%，携带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照护者约占20%，两者合计近半数。非养宠人群遇到宠物时63.64%表示不反感，72.73%从未与宠物发生冲突；超62%希望完善宠物训练区域。
1.5 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人宠双向友好评价体系构建
本研究综合采用国内外实证案例分析、相关文献综述、问卷调研、现场访谈等方法，构建了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人宠双向友好评价体系（表1）。根据犯罪预防与环境设计方面已开展的研究，如黄敏风[17]从空间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安全管理等6个准则层出发，构建了基于游人安全感的城市公园空间环境评价体系，本研究提出的一级指标主要针对“人宠双向友好”内涵，强调公共空间中宠物及养宠人群合理活动需求与非养宠人群安全、卫生、休憩及心理舒适体验之间的协调关系，根据文献综述、案例特征、现场访谈的结果，总结为5个方面：空间安全性、空间功能性、人宠行为互动影响、空间设施隔离性、空间规则执行度。二级因子筛选原则包括：（1）与人宠双向友好的核心内涵直接相关，能够反映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在共享空间中的共同需求或潜在冲突；（2）使用者能够在绿道驻留空间中直接感知并进行重要性与满意度评价；（3）该因子是能够通过空间设计、设施配置或管理运营进行优化干预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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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人宠双向友好评价体系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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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man-pet mutual friendly evaluation system for urban greenway stay spaces
注：表中一级指标根据“人宠双向友好”概念内涵及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中人宠共处的主要矛盾归纳形成；二级因子依据相关文献、宠物友好公共空间实践案例、徐汇滨江绿道现场观察及使用者访谈结果筛选，并结合可感知、可评价、可优化原则确定。
空间安全性涵盖通行安全、停留安全、照明良好、视线通达和公共设施使用安全等多维度，对绿道驻留空间安全性展开评估。
空间功能性包括宠物活动场地、宠物帮扶设施，以及面向老龄、病弱、受伤或者多宠同行等特殊情境的临时转运与短时安置等服务配置，系统性优化构建“人−宠−环境”良性互动的空间环境[7,9]。其中“宠物临时转运与短时安置”不仅指宠物推车，也包括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可管理、可消毒、可追溯的应急协助服务等。在评价方法上，有学者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宠物与养宠人的互动需求、景观配置需求以及非养宠人的隔离需求等维度构建了宠物活动空间的景观评价模型。
人宠行为互动影响关注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之间、宠物与宠物之间以及人与宠物之间的行为交互对空间体验的影响。这一指标的设置基于空间的友好与否不仅取决于物理设施，更取决于其中发生的社会互动与行为秩序。在公共空间评价研究中，有学者基于空间句法理论建立了人群聚集风险的可视化定量评估模型，其中人流动线的交叉与冲突被作为重要的评估因子。也有研究从友好型与互动型两个维度对城市宠物活动空间的公共设施进行了研究，关注了人宠互动的空间支持问题[18]。
空间设施隔离性主要关注宠物区与高敏感区的物理分隔程度，以及狭窄步道人宠通行的空间分配等。
空间规则执行度指标关注标识标牌系统提示行为规范、落实粪便与牵绳处理等。
2 研究结果
2.1 基于养宠人群数据分析的绿道驻留空间重要性-满意度（IPA）评价结果
2.1.1 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安全性的IPA评价结果
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安全性方面的数据分析结果（图2）表明：徐汇滨江绿道为养宠人群提供的“停留空间”服务与需求基本匹配，但是“通行安全”存在显著短板，降低了养宠人群对空间满意度。养宠人对“停留安全”满意度高且希望继续保持（Ⅰ象限）。供需失衡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通行安全”与“视线通达”两方面需要重点改善（Ⅳ象限）。“通行安全”短板并非单纯表现为道路宽度不足，而是由绿道线性通行空间、人宠同行行为以及多类型使用者叠加共同造成的动态冲突风险。转角视距不足、绿化植被过高过密、座椅及停留节点贴近通行路径等情况，使用者难以及时预判迎面来人、宠物或高速度通行者，从而增加擦碰、惊吓、牵引绳绊阻及人宠相互干扰的可能。此外，“照明良好和公共设施使用安全”是“过度表现”（Ⅱ象限）区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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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养宠人群问卷数据的徐汇滨江绿道驻留空间重要性-满意度评价结果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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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analysis on staying spaces of Xuhui Riverside Greenway using survey data from pet owners
2.1.2 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功能性的IPA评价结果
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功能性的数据分析结果（图2）表明：养宠人群对“宠物帮扶设施”和“宠物商店”的满意度最高，认为这是需要继续保持（Ⅰ象限）。供需的核心矛盾集中于环境舒适性与活动支持性设施，“缺乏遮阳避雨设施”为改善重点（Ⅳ象限），“宠物活动场地”的改善诉求同样突出，表明现有活动区域在规模、数量或设施丰富度上未能充分满足中大型犬只或高活力宠物的奔跑与社会化需求。“座椅休憩设施”的不足被归为“毋须优先”（Ⅲ象限）区域，“宠物临时转运和短时安置”相关的特殊支持设施被列为“过度表现”（Ⅱ象限）。
2.1.3 养宠人群对于人宠行为互动影响的IPA评价结果
养宠人群对于人宠行为互动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图2）表明：养宠人群对“人对宠物不当反应”满意度最高且希望继续保持（Ⅰ象限），“未牵引宠物相互追逐”列为最需要改善的重点（Ⅳ象限）问题，直接暴露出部分区域宠物失控追逐所引发的安全隐患，这既是宠物之间冲突的根源，也是非养宠人产生恐惧与反感的主要诱因。“宠物持续吠叫”属毋须优先（Ⅲ象限），“宠物突然不受控行为”和“宠物活动是否影响他人休息”被归为“过度表现”区域（Ⅱ象限）。
2.1.4 养宠人群对于空间设施隔离性的IPA评价结果
养宠人群对空间设施隔离性的数据分析结果（图2）表明：养宠人对“人类高强度活动与宠物活动冲突”的现状满意度高，认为需继续保持（Ⅰ象限），表明当前线性空间设计或使用惯例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促成了不同速度动态活动的和谐共存。然而，供需的核心矛盾体现在静态与功能的隔离上，“宠物区与高敏区的物理隔离”被列为重点改善对象（Ⅳ象限），“狭窄步道空间争夺”被归为“过度表现”（Ⅱ象限），表明养宠人群或许将狭窄步道的拥挤与潜在冲突归咎于个人使用时段的选择或个别使用者的行为，而非普遍视为系统性的空间设计缺陷。
2.1.5 养宠人群对于空间规则执行度的IPA评价结果
养宠人群在空间规则执行维度的数据分析结果（图2）表明：养宠人群对“人对空间礼仪的忽视”“落实粪便与牵绳处理”满意度最高并认为需继续保持（Ⅰ象限）。“标识标牌系统提示行为规范”，被归为“过度表现”（Ⅱ象限），表明养宠人群认为现在的标识标牌系统供给超出实际关注需求，并非影响空间体验核心短板，无需优化。
2.2 基于非养宠人群数据分析的绿道驻留空间重要性-满意度（IPA）评价结果
2.2.1 非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安全性的IPA评价结果
非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安全性方面的数据分析结果（图3）表明：非养宠人群对“停留安全”与“公共设施使用安全”满意度高且希望继续保持（Ⅰ象限），“视线通达”与“照明良好”列为最需要改善的重点（Ⅳ象限）。过高的绿化遮挡视线，使其无法提前察觉拐角处或草丛中可能出现的宠物或他人，从而产生不安；照明不足则直接削弱其在黄昏或夜间对环境的控制感，加剧潜在风险感知。“通行安全”则被归为“过度表现”区域（Ⅱ象限）。过密植被、转角盲区和夜间照明不足会放大宠物行为的不确定性，非养宠人群对空间安全的感知更多转化为对环境可预判性的关注。
2.2.2 非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功能性的IPA评价结果
非养宠人群对于空间功能性的数据分析结果（图3）表明：非养宠人对“宠物帮扶设施”“宠物商店”“遮阳避雨设施”表现出高满意度，并认为需继续保持（Ⅰ象限）。非养宠人群认可通过支持养宠人规范化管理而间接维护公共环境秩序。然而，非养宠人群对宠物临时转运与短时安置的改善优先级相对较低。这并非表明其主张增设共用推车等设施，而是反映出该群体对宠物活动范围可控性、行为可预测性及突发情况处置能力的深层需求——即空间能否通过牵引约束、活动区围合、临时安置点或管理人员协助等方式，降低宠物失控或自由奔跑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冲突风险。“座椅休憩设施”被归为“过度表现”区域（Ⅱ象限）。
2.2.3 非养宠人群对于人宠行为互动影响的IPA评价结果
非养宠人群对于人宠行为互动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图3）表明：对“宠物持续吠叫”的现状表示满意并希望保持（Ⅰ象限），“宠物突然不受控行为”“人对宠物不当反应”以及“宠物活动是否影响他人休息”为重点改善（Ⅳ象限）。这构成了非养宠人群负面体验的闭环，核心焦虑源于宠物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未牵引宠物相互追逐”被列为“过度表现”区域（Ⅱ象限）。
2.2.4 非养宠人群对于空间设施隔离性的IPA评价结果
非养宠人群对空间设施隔离性的数据分析结果（图3）表明：对“狭窄步道空间争夺”的现状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并认为需“继续保持”（Ⅰ象限）。“宠物区与高敏区的物理隔离”“人类高强度活动与宠物活动冲突”为重点改善（Ⅳ象限）。
2.2.5 非养宠人群对于空间规则执行度的IPA评价结果
非养宠人群在空间规则执行维度的数据分析结果（图3）表明：“落实粪便与牵绳处理”为“继续保持”（Ⅰ象限）。“空间规则执行度”为重点改善（Ⅳ象限），反映出仅依靠个体的自觉性是脆弱且不可持续的，需从依赖“自律”转向强化“他律”。“人对空间礼仪的忽视”和“标识标牌系统提示行为规范”被归为“过度表现”（Ⅱ象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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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养宠人群问卷数据的徐汇滨江绿道驻留空间重要性-满意度评价结果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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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analysis on staying spaces of Xuhui Riverside Greenway using survey data from non-pet owners
2.3 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IPA结果对比分析
基于上述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各自IPA评价结果，研究进一步将23项二级因子的象限归属进行系统对比（表2）。该对比旨在清晰识别两类人群的共识领域与认知分歧，并为后续判断各项差异的可调和性提供依据。
在23项因子中，7项达成高度共识（同处Ⅰ或Ⅳ象限），其中视线通达、宠物活动场地、宠物区与高敏区物理隔离等3项列为“重点改善”，是优先度最高的协同发力点。其余16项存在差异，但均属可调和范畴，差异主要源于使用模式、风险感知与需求强度不同。
3 讨论
3.1 核心共识：构建人宠双向友好空间的共同基础
综合IPA对比结果（表2），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在多项因子上形成高度共识，构成人宠双向友好空间的共同基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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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宠人与非养宠人IPA对比结果分析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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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PA comparison results between pet owners and non-pet owners
空间安全性方面，双方均将“视线通达”列为最亟须改善的重点。这表明提升环境通透性可同时满足非养宠人的风险预判需求与养宠人的冲突规避需求，是“关键一招”。空间功能性方面，双方一致认可“宠物商店”与“宠物帮扶设施”的现状供给，同时将“宠物活动场地”视为核心短板，表明现有活动区在规模、数量或设施上无法有效满足宠物释放能量的需求，是引发通用空间行为冲突的重要根源。人宠行为互动方面，双方均关注宠物行为及人宠互动对空间体验的影响，但关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养宠人群更关注未牵引宠物相互追逐等行为风险，非养宠人群则更关注宠物突然不受控行为、人与宠物互动以及宠物活动对他人休息的影响。这构成了对话的共同基础，即都期望减少互动中的负面体验，迈向更和谐的环境。空间规则执行度方面，双方均肯定“落实粪便与牵绳处理”的成效。
3.2 关键分歧：立场不同与认知差异
因使用模式、风险感知及立场不同，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在以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是未来优化改善的重点：
（1）安全性认知方面的差异。非养宠人将不安全感归因于具体的“视线通达”与“照明良好”问题，而养宠人虽认同视线问题，却将“照明良好”问题归因于“过度表现”，同时将整体“通行安全”直接列为“重点改善”。这反映出非养宠人对安全感的建立依赖于具体环境品质的可控性，而养宠人的不安全感更多源于动态通行中的实际摩擦体验。
（2）功能性需求强度方面的差异。“遮阳避雨设施”对养宠人群来说是刚性需求，列为“重点改善”；非养宠人作为短时使用者，则认为“继续保持”即可。此类“多数满意”可能掩盖“关键用户”真实困境。需在策略中予以区分。
（3）行为归因的错位。养宠人对“人对宠物不当反应”满意度高，非养宠人却将其列为“重点改善”。这源于双方对“不当反应”范畴理解的差异，揭示了潜在的认知差异与情绪摩擦。
（4）隔离性立场的对立。非养宠人对“宠物区与高敏区物理隔离”有强烈的“防御性”需求，旨在保障儿童及自身安全；养宠人同样将其列为“重点改善”但担忧过度的隔离可能导致排斥与权利受限。这体现了“追求绝对安全”与“争取平等包容”之间的深层张力。
（5）规则执行侧重点的差异。非养宠人将“空间规则执行度”整体视为核心问题，强调外部监管；养宠人则将其归位“毋须优先”，对刚性执行敏感度低，反而更认可“标识标牌系统提示行为规范”与“人对空间礼仪的忽视”等柔性引导。这折射出“寻求制度性安全保障”与“偏好社群自律文化”之间深层认知差异，需采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
3.3 空间策略：城市绿道驻留空间关键因素优化
基于共识识别与分歧分析，城市绿道驻留空间优化可从5个方面着力：
（1）优化环境通透性与照明，实施“视线走廊”计划，修剪关键节点过高过密植被；制定“时域照明增强方案”，确保傍晚及夜间照度均匀、无暗区。此举重点回应非养宠人对环境可控性的核心诉求，同时兼顾养宠人对夜间通行安全的基本需求。通过扩大有效视距、减少转角盲区，降低因宠物突然出现、牵引绳横向占道及不同速度活动交汇所带来的风险预判难度。
（2）扩建与升级宠物活动场地，补强全时性舒适设施。新增或扩建坡道、隧道、敏捷设施等多样性专属宠物活动区，配置双入口管理，从源头疏导宠物活动需求，同时在宠物活动区、主要休憩节点及通行干道旁增设带有遮阳篷的座椅组合及避雨亭，精准回应养宠人群的刚性需求，提升空间全时吸引力。
（3）设立行为引导与缓冲带。在共享区域通过地面色彩、材质或低矮绿篱，暗示性划分出预期互动区与安静通行区，减少不可预测的近距离接触。开展“理解与共情”社区教育，组织“宠物友好开放日”等活动，由专业训犬师引导非养宠人安全、正面地接触宠物，化解因未知而产生的恐惧与不当反应。
（4）推行精细化分级分区。明确划定专属脱绳区、牵绳共享区、静休禁宠区。在儿童活动区、静谧花园等高敏区域周边设置明确的物理隔离，如装饰性栅栏、抬升地形结合灌木带，实现“清晰的包容”而非“模糊的混合”。
（5）构建“引导+监督”混合治理模式，针对非养宠人高度关注，而养宠人普遍低估的规则执行短板，在优化标识系统的同时，建立由管理人员与志愿者组成的巡查机制，对违规行为实施“友好提醒→正式警告→记录反馈”的分级响应，提升规则执行的可见度与权威性，弥合两类人群在治理路径上的认知分歧。
3.4 典型驻留段落的空间问题落位与优化示范
为进一步增强IPA分析结果与实际空间的对应关系，选取徐汇滨江绿道中人宠活动最为集中的萌宠乐园及其相邻通行、休憩空间作为典型示范段。该段落由宠物活动区、绿道主通行路径、休憩节点及周边高敏感功能空间共同构成，能够集中地呈现两类人群在驻留空间中的典型矛盾。
结合现场观察，该段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宠物活动区与主通行路径距离过近，遛宠、步行、跑步和骑行等行为在局部路径上交汇，牵引绳横向占道或突然变向易压缩其他使用者的避让空间；二是部分转角、节点边缘及绿化较密区域存在视线遮挡，降低了对宠物、行人及快速通行者的提前识别能力；三是宠物活动空间与儿童活动区、滑板区、静态休憩区之间缓冲不足，不同风险感知和行为节奏的使用者在空间边界处发生交叠。
针对上述问题，可将关键二级因子进一步转化为空间优化措施（表3）：在宠物活动区入口与主通行路径交接处设置缓冲带，通过低矮绿篱、铺装变化或地面标识明确边界；修剪转角及节点周边过密植被，形成连续视线走廊；在宠物区与各高敏区之间设置分级隔离界面；在路径交汇点、活动区入口及休憩节点周边强化规则提示、照明补强与巡查管理。由此，环境通透性、夜间照明、宠物活动场地质量、物理隔离及规则执行等关键因子落位为具体的路径组织、边界处理、视线控制和管理机制优化，增强了策略的空间针对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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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宠双向友好视角下的城市绿道驻留空间关键因素优化策略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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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key factors of staying spaces in urban green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pet mutual friendliness
4 结论与展望
从“被动共存”走向“主动共融”，标志着城市文明向更高阶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演进。人宠双向友好空间并非简单划分“人区”与“宠区”，而是通过空间弹性、规则柔性、文化韧性的有机结合，引导不同群体在共享中建立边界意识，在互动中培育同理之心。研究从人宠双向友好的视角出发，选取上海徐汇滨江绿道典型驻留空间为实证案例，综合采用了实地调研、问卷调研、IPA模型分析等手段，揭示了高密度城市绿道实现人宠双向友好的关键共识因素与核心分歧因素，其中共识因素直接回应了两类人群满意度最低、重要性最高的共同诉求，分歧因素则需在策略中予以差异化回应，为高密度城市线性公共空间的人宠双向友好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实证案例选取集中于上海徐汇滨江绿道，虽具有典型性，但其空间形态、使用人群与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特殊性，结论在其他类型绿道，比如社区绿道、山地绿道或不同城市背景中的普适性仍需验证。此外，本研究虽在问卷采集时记录了受访者的年龄信息，但未对年龄维度进行独立的分层IPA交叉分析，因此未能定量揭示老年群体、儿童照护者与其他年龄段人群在评价上的具体差异程度，这是后续研究应重点补充的方向。同时，7处驻留空间在分析中作为整体数据集进行合并处理，虽服务于整体性评价目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各节点因空间规模、设施配置差异导致的评价偏差，未来可针对典型节点进行独立IPA对比，以增强空间策略的精准性。问卷中个别功能性题项以具体设施形式呈现，可能造成受访者对设施供给与服务支持之间的理解差异。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将此类题项细化为宠物临时转运、短时安置、应急协助及卫生管理等服务维度，以提高评价因子的准确性与可解释性。调研样本虽覆盖养宠与非养宠人群，未来可扩大调研范围与历时性追踪。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