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2022年国家学科专业目录调整，风景园林学正式迈向以“专业学位”为主体的新阶段。针对学科转型过程中暴露出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方法学形成滞后等核心问题，系统探讨构建中国特色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教育方法学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通过追溯学科在中国近代发展中形成的“双重谱系”，梳理传统人文感悟与西方科学理性的历史交汇与内在矛盾，剖析当前教育体系在应对复杂城市环境挑战时的局限。借鉴国际顶尖设计院校“整合实践”的范式转向，提出了一套确立“以工程为基”学科属性的4个维度的教学改革框架：（1）理论维度，推动本土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转译；（2）设计维度，建立“研究驱动”的循证Studio教学范式 ；（3）技术维度，培育贯穿设计全过程的“计算”设计思维；（4）实践维度，实施涵盖土建工程与种植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介入”模式。研究旨在打破学科板块间的逻辑壁垒，为培养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科学循证素养及扎实工程落地能力的风景园林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导向。
Abstract
Following the significant adjustment to the National Catalog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in 2022,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 in China has officially entered a new phase centered on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crises of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ottlenecks” exposed during thi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teaching methodology tailored to China’s LA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By tracing the “dual lineage” formed during the discipline’s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aper untangles the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and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istic sensibilities and Wester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limitations in addressing complex urban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paradigm shift toward “integrative practice” at top international design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teaching reform framework anchored in an “engineering-based” disciplinary attribute: (1) Theoretical dimension: promoting the methodological translation of indigenou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2) Design dimension: establishing a “research-driven” and evidence-based studio teaching paradigm; (3) Technical dimension: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design think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design process; and (4) Practical dimension: implementing an “in-depth intervention” model that covers the full life cycle of both civil and planting engineering. This research aims to break down the logical barriers between disciplinary modul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ultivating high-level, applied LA professionals equipped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kills, scientific evidence-based literacy, and solid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在当代，研究活动在建成环境诸学科中成为一项不可缺少且越来越重要的要求[1]。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学科的成熟不仅在于其学科知识领域的阔窄厚薄，更在于知识产生机制，也就是研究方法的多寡强弱。然而，风景园林设计研究学术共同体面临着一个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学术领域的知识成果难以满足实践行业的需求，而实践行业的知识成果也难以系统地进入学术知识体系。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长期割裂，其深层症结在于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了对空间物质本体，即“工程营建”属性的关注[2-3]。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将风景园林学从一级学科调整为专业学位类别下的二级学科。这并非一次简单的目录调整，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整个学科身份的根本性“再定义”[4]：这标志着风景园林学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定位，已从传统的“科学学位”正式转向了“专业学位”。这一系统性的转变，强制性地要求学科的重心必须从抽象的理论思辨，全面转向服务于社会需求、以真实项目落地为导向的实践应用。
这场身份转换，使学科在方法学上的固有缺陷立刻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生存危机。一方面，专业学位的本质要求，无论是参照中国官方“与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界定，还是国际通行的“培养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标准，都亟须一套以应用为导向、以证据为基础、能够进行跨学科整合的系统性方法论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研究方法依旧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传统的设计导向和案例分析，严重滞留于图纸表达层面而缺乏工程理性的支撑。这种陈旧的知识产生机制与全新的学科身份要求之间形成鸿沟，使得风景园林学在面对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生态修复等复杂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也使其在新的学科格局中地位尴尬[5-6]。
因此，根据国家战略要求，构建一套与专业学位定位高度匹配的教育方法学，已不再是学科发展的可选项，而是其在新身份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目前国内各高校普遍采用“理论、设计、技术、实践”四位一体的课程结构，这4个板块之间却缺乏统一逻辑基底的教育方法学。为此，本文将确立“以工程为基”的学科本体认知作为突破口，直面这4个板块的内在矛盾，以最终的“工程落地”为构想，针对每一板块提出重构的实施途径。研究旨在为中国特色的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教育，提供一个兼具学理深度与工程实践价值的改革框架，以期为学科的成功转型与未来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1 LA专业学位的特点与中国风景园林专业发展历史谱系
1.1 LA专业学位的核心要求与特点
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合格的风景园林学专业学位（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MLA）教育，其核心要求与特点究竟是什么？以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风景园林认证委员会（LAAB）的标准为例，专业学位的本质并非单纯的技艺训练，而是一套旨在培养能够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整合实践者”的系统性教育。其核心特点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点：
（1）价值导向下，以社会与环境责任为核心。现代LA专业教育的基石，是其明确的职业伦理。这要求未来的实践者必须将保护公众健康、安全与福祉，以及捍卫自然系统的健康与韧性作为其职业行为的最高准则。由此决定了其教育内容必须超越美学，深度介入生态修复、气候适应、社会公平、文化遗产保护等公共议题。
（2）目标导向下，以职业资格为标准。与追求知识创新的学术学位不同，专业学位的终点是“执业”。其培养目标直接与行业任职资格挂钩，旨在塑造具备独立承担项目策划、设计、建造及管理全过程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3）方法导向下，以科学理性为支撑。专业学位的实践并非依赖纯粹的个人经验或艺术直觉。其方法论强调“循证设计”（Evidence-Based Design），即设计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如GIS数据）、工程技术（如材料与建造）和社会调研（如社区参与）的坚实基础之上。
1.2 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双重谱系溯源
国际通行的风景园林专业学位（LA）标准，在进入中国时并非面对一片空白，而是与本土深厚的传统“园林”产生了深刻的相互作用[7]。若要理解当前中国风景园林教育中学术与专业学位并存的独特性，以及其背后“理论−实践”分野的根源，则必须回溯学科在中国近代发展中所形成的学科发展脉络（图1）。这一独特的历史脉络，由两条异源的知识体系交汇而成，不仅塑造了学科当前驳杂的知识结构，也决定了其理论与实践分野的特殊性。可以说，当前中国风景园林教育中专业与学术的制度划分，正是历史双重谱系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直观映射[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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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发展脉络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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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谱系之一，源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园林。这支传统并非旨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公共事业，而是一种与诗、画、文人生活紧密结合的精英化文化实践。其特质体现在创造主体的文人化与方法论的感悟性。以明清文人园林为代表，其创造与品评主体为士大夫阶层，造园被视为精神世界、哲学思想与审美情趣的物质化投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内省式的艺术创造。“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与“意境”的营造，其传承与实践高度依赖个人的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和美学直觉。其知识生产机制遵循“由心及物”的创作逻辑，是感悟式、经验式的，而非科学化、可复制的。
谱系之二，是20世纪伴随“西学东渐”浪潮引入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其并非诞生于书斋，而是西方工业革命后剧烈城市化的直接产物。其职业属性体现在问题导向的诞生背景和科学化的方法论。从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为解决城市拥挤与公共卫生问题而设计纽约中央公园开始，现代风景园林学的核心使命即介入并解决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卫生、生态恶化、社会公平等实际问题。其发展始终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麦克哈格（Ian McHarg）以生态因子叠图分析为基础的“设计结合自然”，还是当代以GIS、大数据为支撑的循证设计，其知识生产机制均基于科学分析、工程技术与社会调研，是一种由外及内、以解决外部问题为目标的理性模式。因此，这一舶来的知识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外向型的社会建设职业，为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确立了科学、技术、生态与社会服务的评价标准，构成了“专业学位”对标的职业核心。
当这两条异源的谱系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交汇，其内在的张力与矛盾，通过“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制度划分被固化下来。但这并非简单的对位，而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注入”与“双重错位”。
在学术学位中，表现为西方与中国教育范式错位。源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构成了其研究范式的基础，要求学生以实证方法进行可重复、可验证的“科学研究”。然而，源自本土的“园林”谱系作为一种难以量化的人文与艺术传统，以内隐的方式影响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偏好。这种张力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普遍困境：许多研究试图用量化的科学方法去阐释“意境”等非量化的美学概念，其结果往往是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不自洽，既未能触及其人文内核，又因对象的模糊性而难以满足严格的科学范式要求，使研究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左右矛盾。
在专业学位中，则表现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科学−技术”谱系体现为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职业能力要求。而在此，“园林”谱系的影响则更多表现为一种风格化、符号化的诉求。在高效化的项目实践过程中，意境、师法自然等传统哲学思想，往往被简化为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具象视觉符号，转化为可快速复制、用于装饰现代功能空间的中式风格形式化要素。这一现象引发了设计专业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设计的功能逻辑与文化内涵表达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关联，其形式虽呈现出对传统的承袭，却遗失了传统的精神内核，最终流于表层化的传统装饰。
因此，无论是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均受该双重谱系形塑，又因难以有效调和二者的内在张力而陷入各自的发展困境。这一历史成因深刻揭示了当前学科方法学梗阻的本质根源，其源于学科与生俱来的交叉融合属性与内在结构性矛盾。这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方法学体系，既不可简单照搬西方风景园林职业教育模式，该模式易忽视本土深厚的人文传统积淀；亦不可退回到纯粹的古典园林研究范式，该范式已无法回应中国当下急剧的社会转型与环境发展挑战。其核心使命，便是在双重谱系的内在张力之间主动寻求弥合与疏通，以此化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2 专业教育方法学构想：全球顶尖专业教育的启示
回顾全球顶尖风景园林专业教育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场由“经验设计”向“整合实践”（Integrative Practice）的范式转向已基本完成。这场变革并非源于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学科在直面当代建成环境多重复杂性挑战下的自我进化：首先是生态环境的系统性风险（如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要求设计超越表象的绿化美化，深入场地水文、土壤与生物群落的工程干预层面；其次是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叠加（如城市更新中的利益博弈）要求设计师具备社会协调能力，以确保方案具备落地的现实可行性；最后是数字技术的颠覆性介入（如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设计师从传统的绘图者转向系统逻辑的构建者与工程建造的统筹者。以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科研教育机构，通过教学范式的重构，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关键路径指示[8-10]。
2.1 从主观美学设计转向基于证据的循证实践
针对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专业教育的核心已从主观思想驱动的形态创造转向严谨的数据证明性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要求学生在进入设计前，必须用能够量化和具体的数据支持设计立论，无论是开发的强度还是介入的尺度都需要经过严密的逻辑验证。一张可读性高的图比一张视觉上好看的图更能获得老师的青睐，由此也可看出宾大设计的务实性。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在应对气候议题时，鼓励学生利用GIS与气候模型对场地的热岛效应、内涝风险进行定量诊断。这种转变标志着学校提供的设计工作室已演变为一个研究驱动的问题解决平台，实现了从主观的美学逻辑向可验证的工程科学理性的跨越。
2.2 从精英决策转向多元共创的社会协调
在处理社会多元诉求时，国际的顶尖风景园林专业教育致力于打破设计师“自说自话”的职业陷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现场项目”（Live Projects）建立了成熟的社区参与式设计机制，学生必须在真实的预算约束与法律框架下，与社区居民、政府职能部门深度对接。通过参与式社区更新模式，设计不再是单向的专业输出，而是多方利益协调后的共识产物。相似的方式，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PennPraxis等设计平台，将LARP-601设计课嵌入社会服务范畴，引导学生在服务弱势群体中感知学科的伦理担当。这表明，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已从单纯的技术精英转向具备公共知识分子属性的社会参与者。
2.3 从软件技能转向计算性思维的整合应用
面对技术工具的更迭，前沿教育体系已超越单纯的软件培训，转而培育贯穿设计全过程的计算性思维。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通过“生态、技术与工艺”（ETT）序列课程，实现了技术课程与设计工作室的深度耦合，学生在处理复杂地形或性能化建造时，能够即时将参数化模拟转化为设计语言。生成式设计（Generative Design）的教学重点亦从视觉效果的营造转向了规则的定义：学生将场地的生态、地形等环境因子转化为生成算法，在成百上千种迭代解中进行性能优选与决策分析。这种整合式教学彻底消解了技术与设计的“两张皮”现象，使技术真正成为驱动创新的核心引擎。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将设计思维向工程理性的回归。生成式设计与性能化模拟不再是为了追求视觉奇观，而是为了前置解决场地土方平衡、结构受力、材料碳排放及植物生境等严苛的工程约束问题。计算性思维使技术真正成为打通概念设计与工程建造壁垒的核心引擎。
综上，全球顶尖院校的教育方法学革命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无论是基于实证的循证设计、嵌入真实的现场项目，还是深度耦合的技术教学，其本质均指向了跨学科壁垒的破除。这种“研究驱动、社区嵌入、技术融合”的整合实践范式，为风景园林师应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和专业能力。
3 中国特色风景园林专业教育方法学的实施途径
从教学一线观察，当前中国风景园林专业教育呈现出明显的“板块隔离”症状：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呈“两层皮”状态；设计教学仍普遍依赖经验判断而缺乏科学循证；技术课程多为孤立的软件培训等而非设计思维的整合；产教融合不足，难以支撑系统的职业训练。
上述教学实践中的结构性梗阻，其病理根源在于本土理论探索在现代化转型中，尚未形成足以整合多学科知识且能扎实落地于工程实体的统一方法论框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理论基石呈现出传统造园思想、西方现代景观理论与本土碎片化实践经验“三位一体”但彼此互不支撑的格局。从刘滨谊教授的“三元论”（1999年）[11-12]，到朱育帆教授的“三置论”（2007年）[13]、“设计介质论”（2014年）[14]，再到王云才教授传统地域景观的“图式语言”（2009年）[15-16]、成玉宁教授的“耦合法”（2013年）[17]、杨锐教授的“境学”（2014年）[18]、朱建宁教授的“可拓学”论（2015年）[19]、高翅教授的“循证设计”论（2016年）[20]、张浪教授的“有机生成设计方法论”（2018年）[21-22]等，显著拓展了学科的认识维度。然而，在宏观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这些分散的理论研究仍缺乏统一的核心世界观支撑，未能与生态学、社会学等外部学科的方法实现深层范式整合，更缺乏向工程物理实体有效转译的清晰路径（图2）。这种“范式真空”直接制约了学科知识的生产与转化。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张波认为，风景园林研究方法的不发达，既源于学科自身目标设定的模糊，也受制于对认识活动采取的“神秘主义”或“虚无主义”态度[1]；清华大学朱育帆教授则指出风景园林学科的实践成果向理论转化难、博士选题难等现实痛点，指证了学科研究方法论缺位的负面效应[13-14]。进一步审视学科本原，作者提出风景园林的“功用”本质在于协调“天、地、人”关系[2,21,23]，而其核心支撑点应落在作为方法学的“工程”根基之上（图3）。目前学科在应对当代复杂环境挑战时陷入决策困境与身份困惑，根本原因在于偏离了学科的物质本体。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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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下风景园林学科研究方法学组成示意图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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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onent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earch methodology within the “ontology-epistemology-methodology”framework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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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 discipline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教育方法学，必须确立“以工程为基”的本体论共识。风景园林的知识体系最终必须落实于可建造、可实施、可运维的物质空间中，这在本质上依赖于“土建工程”（地形、水文、构筑物）与“种植工程”（土壤、群落、运维）的协同建构。针对上述“范式真空”与教学梗阻，本文在“工程基底”之上，重构了“理论解构−循证设计−计算逻辑−实践融合”的单向阶段性流程方法学框架（图4）。该框架强调：4个板块不再是孤立的教学单元，而是将思想、数据、技术统统汇流至最终“工程落地”的实施路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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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为基”的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教育实施途径与教学重构示意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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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diagram of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pedagogical restructuring for “engineering-base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ducation
需要指出的是，将“理论−设计−技术−实践”作为方法学框架，并非对工程流程的简单拆分，而是一种基于认知机制的结构性划分。传统工程视角往往将设计、施工与运维统一归入实践范畴，或将其视为技术的不同阶段，但这一划分难以解释设计在知识转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在风景园林学科中，设计并不仅是实践的一部分，而是连接理论认知与技术实现的关键中介环节。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抽象的生态认知、社会需求与文化价值，转译为具备空间逻辑与工程可实施性的方案原型。因此，将设计从实践或技术中独立出来，有助于突显其在方法学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同时，实践亦不等同于施工过程本身，而是强调在真实情境中对设计与技术的综合检验与反馈机制，包括项目策划、利益协调、工程实施及运维管理等全过程介入[24]。该维度的设立，旨在突破传统教学中“图纸即成果”的局限，使知识体系在严苛的现实工程约束中完成闭环。
基于上述认知重构，破除方法学梗阻，在以下4个维度展开系统性的教学重构与实施路径与教学重构。
3.1 理论维度：实现本土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转译
理论板块的重构重点在于消解传统园林审美与现代环境科学的近乎二元对立的关系。努力改变以往将“天人合一”“境”等哲学话语仅作为文化修辞或审美意象的现状，致力于将其解构为可实操、可量化的研究工具。通过建立传统营建智慧（如时空感知规律、微气候调节机理、地形塑造逻辑）与现代科学分析（如神经生理响应实验、小气候数值模拟、生境质量量化评价）之间的映射关系，构建一套既承袭中国文化基因、又符合现代实证理性的跨学科分析框架，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兼顾人文价值导向与客观证据支撑的评价坐标。
3.2 设计维度：确立“研究驱动型”的循证实践教学范式
设计教学应强制性嵌入“诊断−循证−模拟−比选”的闭环。要求学生在方案生成前期，不仅要收集社会与生态数据，更必须将工程约束条件（如土壤理化性质指标、结构承载力极限、管网碰撞避让、工程预算定额等）作为设计的前置变量。通过多源异构数据的逻辑推演，促使设计决策从“经验黑箱”走向“透明理性”，确保方案不仅具备美学价值，更具备严密的工程可建造性。
3.3 技术维度：构建贯穿全过程的“计算性”设计逻辑
技术板块的再造关键在于应对技术应用与设计创作的脱节。应将数字技术从孤立的软件工具培训，上升为驱动创新的“计算性设计语言”。通过实施技术导师与设计导师的联合授课机制，将GIS空间分析、参数化性能模拟、数字建造技术深度嵌入设计的全周期。从前期的敏感性分析、中期的形态生成，到后期的精细化建造反馈。在此框架下，技术不再是方案的后期修饰，而是驱动设计方案走向科学化、精细化的核心引擎。
3.4 实践维度：推行“全生命周期介入”的深度浸入模式
实践板块的重构旨在重塑产教融合的知识转化效率。借鉴国际“现场项目”模式，推动专业实践从单一的辅助性绘图转向涵盖项目策划、利益相关者协调、法规政策分析、施工监造在内的全过程深度介入。通过与联合培养基地的高效协同，将真实世界的复杂约束（如预算限制、权属纠葛、行业法规）转化为教学素材，并将其作为学位成果评价的核心指标。此举重在强化“双导师制”乃至“多导师制”的实质性互动，确立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社会真实诉求为核心的专业人才素质观。
上述4个维度的实施，最终都必须落实到风景园林学科的物质本体之上。具体而言，这就要求确立以土建工程与种植工程为双驱动的学科基底。在风景园林的空间生成中，土建工程构成了结构性基础，涵盖地形塑造、竖向设计、水文组织、构筑物建造及材料技术等内容，是场地空间秩序与功能实现的物质载体；而种植工程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植物群落构建、生境重构、微气候调节及季相营造等过程[25]，赋予空间以生命演化特征与生态感知品质。二者绝非简单的“先建后种”的叠加关系，而是在设计−施工−运维全生命周期中形成动态耦合，共同支撑风景园林系统长期的稳定与韧性。
因此，从教育方法学重构的全局来看，“以工程为基”的引入，意味着必须将种植工程与土建工程全面“倒灌”并纳入上述四维教学体系之中：在理论维度中，建立传统哲学向工程物理/生物学语言转译的机制；在设计维度中，强化严苛工程约束条件（如承载力极限、土壤理化指标）下的方案生成逻辑；在技术维度中，推动计算性工具（如LIM/BIM）向工程性能模拟与精准建造转化；在实践维度中，以真实的土木建造与苗木落地的工程项目为载体实现全过程介入。通过这一系统性的整合路径，风景园林专业教育得以打破“图纸表达即终点”的学科幻觉，真正走向“工程实现”，从而完成专业学位方法学意义上的终极落地[21]。
4 结语
风景园林学的范式转型，已超越单一的美学修饰或环境增益，深度关乎城乡人居环境的系统重构与社会价值的再造。从历史谱系的溯源到教育方法学的系统构建，本文的核心议程旨在阐明：唯有解构碎片化的知识视角，导入跨学科研究工具，并在“真实问题”与“实证逻辑”的交互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层耦合，风景园林学科方能在形塑未来国土空间格局中掌握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决策话语权。
在此意义上，方法学教研并非学科建设的边缘补充，而是驱动专业学位教育进阶的核心引擎。面对当代城市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与多元社会诉求，设计思维、科学实证与跨学科整合的深度交融，是提供具有科学性与创造力空间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通过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导入与全过程介入的教学实践，学科不仅能优化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路径，更能通过数据驱动与社会伦理的逻辑共振，打破传统范式的认知屏障。
归根结底，中国特色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教育，必须坚定地回归“以工程为基”的学科本体。将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前沿的科学循证，扎实地锚固在“土建工程”与“种植工程”双驱动的物质营建体系中，专业学位教育才能真正释放其服务社会真实需求的巨大潜能，培养出具备跨学科统筹能力与强悍工程落地能力的综合营建者。这种基于工程本体论重构的方法学迭代，不仅是学科应对转型危机的自我进化，更是升华学科内涵、确立风景园林在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枢纽地位的必由之路。
注：图3改绘自参考文献 [1][2]；其余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
本文由余浩然博士研究生根据作者在2024年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的主旨报告整理而成，同时对大会邀请与组织者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