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市更新是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针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的持续完善和优化调整。社会治理视角的切入是将城市更新实践置于跨领域的体系与更加综合的社会格局下认识，明确“治理型城市更新”这一更新类型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特点。以新近完成的北京海淀肖家河绿动天地项目与北京五里店背街小巷治理工程两个项目为例，梳理风景园林参与治理型城市更新实践工作的项目特点与工作路径，提出了社会治理视角下城市更新的实质是城市环境重塑、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重建，分析指出该视角下的更新实践始终保持着“治理”维度，要不断地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实际的群体需求与长远的未来发展相链接。风景园林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范畴内保障社会治理顺利运转的重要技术支撑，围绕问题与需求、机遇与限制，联合多元主体给出切合实际的策略，为决策做出科学引导与技术支持。风景园林专业对于当下城市更新项目实践的深入理解，可持续生成更加有效、适时、适地的行动框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治理型城市更新范式的研究与实践。
Abstract
Urban renewal is being implemented nationwide as an ongoing process of refining and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forms and functions. From a soci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can be understood within a cross-disciplinary system and a comprehensive social framework; this highlights “governance-oriented urban renewal” as a distinct type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leadership combined wit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diverse stakeholders.” Drawing on two recently completed projects—the “Lüdong Tiandi” (Green-Motion World) project in Xiaojiahe, Haidian District, and the renovation of back streets and alleys in Wulidian, Beijing—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pathway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s involvement in governance-oriented urban renewal. It argues that, from a soci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urban renewal centers on reshap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re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reconstructing social order. The analysis emphasizes that renewal practices viewed through this lens must consistently incorporate a governance dimension, maintaining a continuous link between renewal efforts and real-world social issues, the actual needs of various groups,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goals. As crucial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urban public spac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addressing issues, needs,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collaborates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propose practical strategic directions. It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explores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governance-oriented urban renewal,”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s effective, timely, and context-specific action frameworks, thereby advanc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a Chinese model of “governance-oriented” urban renewal.
城市更新是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针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的持续完善和优化调整[1]，是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的重要抓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城市更新的普遍经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北京的城市更新被明确为新时代首都战略定位下的系统性工程，其更新逻辑已由“规模扩张”转向“存量提质”[2]，强调在严控建设规模的同时，通过空间重构提升首都功能。在执行层面上以政府为主导，以多元主体协同为社会治理机制，通过引导政府部门、产权单位、社会资本及公众有序参与，推动空间形态、社会关系与公共价值的共同演进，实现社会治理维度的深度转型。
近年来，北京开展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疏解整治促提升”等专项行动，其核心均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针对城市内部社会结构与物理形态的深度治理行动。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充分证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不等于“西方化”[3]。中国在探索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须坚持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治理道路。这要求在学习与实践中秉持辩证的国际视野：既要充分学习并参考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又要注重西方实践案例在精细化设计与生态韧性方面的先进经验，更需在比较分析中充分辨别中西方在诸多方面的本质差异。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审视，在社会治理视角下全面审视当下城市更新项目的特点属性、必须回答的问题和必然要面对的挑战，是实现中国特色城市转型范式的重要切入点。
如何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深刻反思并归纳城市更新的本土实践，是相关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已从多维角度切入：王阳和韩璐瑶[4]基于上海经验，针对“治理型城市更新”提出了空间资本生产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物质空间重塑背后的资本运作与权力博弈逻辑；在基层实践层面，侯晓蕾[5]倡导的“微空间”治理模式，通过对社区破碎化空间的针灸式介入，成为社会治理精准落位社区空间、激发公众参与的关键转折点；此外，吴志强等[6]通过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学术笔谈，强调了大数据与智慧手段在提升社区韧性及治理精度中的核心作用。
本文立足社会治理视角，试图阐述风景园林专业在城市更新进程中的认知迭代与角色转变，旨在通过挖掘治理型城市更新项目特点，总结实践项目工作方法与路径，探讨风景园林设计如何从单纯的物质场所的空间介入转向治理实现的重要技术支撑，突出风景园林学科作为重要技术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真实需求和铺垫未来发展中贡献力量，为学科在更长远的存量发展时代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指导添砖加瓦。
1 治理型城市更新实践特点与风景园林的范式转移
正如经济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7]所指出的，景观及城市本身并非单纯的物理堆砌，而是都市生活的基本要素，其内部蕴含的政治面向在正当性与社会公正的建构中扮演着枢纽角色[8]。在存量时代的语境下，城市更新的实践主体必须在投资规模受限、资源要素收紧的全面节约基础上，应对社会矛盾叠加、空间利益冲突等更为复杂而艰巨的挑战。在治理和更新层面的实践尝试，是围绕着特定的“社会空间”①真实群体[9]，为了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而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一转型压力下，城市公共空间作为该类型的项目载体呈现极强的社会属性，从“配套空间、服务空间”转向“治理媒介”，而风景园林行业正迅速地适应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深植于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技术支持体系，其本质属性亦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1.1 强调以问题为导向，追求切实社会效益的整体逻辑
面对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多元化的主体需求与任务指标，若将其局限于单一技术的维度进行考量并试图给出线性方案，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甚至可能导致治理效能的空转。新时代城市更新实践的底层逻辑，应实现由单一学科主导的“技术本位”向多维协同的“治理本位”跨越。
在项目全周期的各阶段，城市更新的实践任务应作为一个整体被置于社会治理的综合框架中进行系统理解。这一逻辑强调了空间介入的意义更多在于社会资源再分配与社会共识达成过程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其核心价值在于以物理环境的更新为杠杆，推进更彻底、更具根本性的空间资源的精准配置与多方利益的深度协调。在此过程中，空间介入的主体不应回避权力的行使边界与法律规章依据，而应直面“利益主体归属、权利行使边界、价值服务对象”等核心治理命题。通过在复杂的不确定性中发挥引导性介入的“触媒”效应，并在持续的“试错”迭代与经验总结中解决实际问题，方能逐步完善该类复杂任务在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实践路径，并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跃迁。
1.2 要求直面普通群众的真实需求并为发展留足空间
作为社会关系具象化存在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新时代语境下已成为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空间窗口。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提升市民参与感与获得感的重要阵地，直接承载着“人民城市”理念中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风景园林学科在城市更新任务中，不仅处于物理空间改造的前沿，更处于感知大众真实需求、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的第一线。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深入探究空间的实际使用模式与服务群体，精准捕捉普通民众细微却真实的“刚需”。通过将社会治理的广度与空间设计的精度相结合，风景园林学科能够确保空间更新真正回归人民的日常生活，使设计工作转变为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与人文关怀温度的有效触媒。
1.3 风景园林必然面临全面的技术体系范式转移
针对社会治理视角下风景园林实践，主要挑战在于实现城市环境重塑、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重建的深度耦合。根据不同规模、阶段及介入方式的更新项目，建立起具备治理针对性的工作框架。在这一模式中，风景园林从自身领域迈出，明确设计或更新实践都是为了将社会问题、公众需求和未来发展联系起来。这一转型也进一步影响传统技术体系，引发涵盖理论框架、工作路径及评价体系的多方面变革。从风景园林角度持续实践并生成更加有效、适时、适地的方法总结，促进对“治理型”城市更新的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范式的研究与实践，最终构建起一套响应复杂的城市更新任务的专业价值体系。
2 社会视角治理下的风景园林实践——两个北京案例
北京的城市更新的标准是建立在多维度的社会治理效能之上。这种更新模式不仅要守护千年古都的历史底蕴，更要解决超大规模城市在转型期面临的诸多实质问题。以北京肖家河绿动天地与北京五里店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程为例。这两个项目虽在空间尺度、实施主体及运作模式上各异，但在社会治理视角下具有高度的共性，是典型的治理型城市更新项目：在类型上并非具有先天区位优势的主流商业或市政空间，但植根于城市微观机理，深度介入城市“消极空间”或“边缘地带”。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 弗莱明（David Fleming）曾指出“大问题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两个案例将设计逻辑即工作框架确定为通过物质空间重塑撬动社会生境梳理，针对项目的具体问题，以多元主体的真实需求为出发点，直面困难同时捕捉机遇，通过切实的实现方案将原本破碎、低效甚至长期作为城市发展问题地区，转化为具备社会自愈功能的节点，成为社会治理视角下风景园林专业主导的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2.1 北京海淀肖家河绿动天地社会功能治理
2.1.1 治理盲区与存量空间的“功能孤岛”
肖家河项目地处北京北五环，曾是长达20余年的“城中村”挂账①地块，深刻浓缩了超大城市化进程中的治理顽疾[10]。在更新前，该区域面临土地权属复杂、违章建筑密集、环境沉疴严重等物理困境（图1），不仅是城市形态上的“盲区”，更是社会安全隐患凸显的治理难点。随着北京进入“减量发展”新阶段，此类废弃地块已无法通过传统的、单纯的“景观美化”获得重生，围绕着这片土地生活的各个群体，在为了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而齐心协力，开启如何将这片城市“疮痍”转化为服务普通市民的民生基础设施的空间治理命题的对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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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肖家河地区“违建房”顽疾状况
Fig.
1
The chronic problem of “illegal structures” in the Xiaojiahe Area of Haidian District
2.1.2 服务治理效能的决策导向
项目在启动之初即确立了全面转向社会治理的工作路径。区政府将相关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人聚集在一起，围绕着社会空间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包括街道、村集体合作社、周边居民等，各方商讨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推动这片空间的发展向前迈进。尽管体育设施植入并非废弃地更新的唯一解，体育功能的主题定位却表现出了极高的适配性：允许在土地性质仍处在漫长的有待进一步确认的“窗口期”阶段，引入专业体育运营团队，以极其轻盈的技术落地支持体育功能（图2），解决土地长期废置带来的低效发展的严重阻碍，并满足当下公众对体育活动空间的急切需求。这一策略需要决策层具备突破常规管理路径的行政魄力，也要求设计跳出了单一的“绿化思维”，在全力配合治理维度的考量体系下充分激活边缘场地的生命力。通过实质性的空间策略的突破，确保设计意图超越图纸本身，转化为真实提升社区活力与治理效能的社会资产。
图
2
利用政策“窗口期”设置体育功能的场地
Fig.
2
Establishing a sports-functional venue by leveraging the policy “window of opportunity”
在具体的空间决策中，两项核心设计策略均紧密围绕社会效能展开。首先，在空间记忆的延续与功能活化层面，项目保留并改建了场地内唯一的建筑语汇——旧村委会（图3）。设计依托“服务用房”围合成公共活动广场，并结合外摆空间为社区市集与传统节庆提供载体。这种看似平实的功能布局，实则深刻锚固了当地居民的场所记忆与精神认同。这种以情感连接促进社会治理的模式，不仅得到了运营方与管理者的广泛认可，更成为后续同类城市更新项目中，实现建筑功能保留与落地可行性的重要范式参考。其次，在景观介入与社会引流的平衡层面，设计将核心焦点聚焦于高标准的硬性功能介入——一条全长1 km、宽8 m的6道专业级超大尺度跑道。该跑道不仅高效串联起场内的多元运动模块，更以其简洁有力、具象化的基本形态精准回应了高强度使用的功能需求。这种极简的设计与极致的尺度形成的场地张力，使其迅速超越社区边界，跃升为引爆社交媒体的城市级打卡地标（图4），实现了从局部治理空间向城市公共引力场域的成功转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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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村委会建筑作为服务用房
Fig.
3
Retaining the village committee building as a service facility
图
4
作为场地核心功能要素的专业级超大尺度跑道
Fig.
4
A professional-grade, extra-large-scale running track served as the core functional element of the venue
在优先解决上述两项治理决策后，风景园林的后续介入持续服务主导决策。通过保留场地原生大乔木林（图5）以锚固场所的精神内核，并基于先体验后视觉的逻辑，利用大面积策略性“留白”与低维护生态基底（图6），为城市生活预留了“非设定”的功能灵活性。这种克制的设计表达，使风景园林师从单纯的“景观制造者”转化为“社会公共治理的辅助者”；这同时也证明了空间形态并非风景园林介入场地的唯一层面，前置的治理决策、对场地核心要素的保护性应用以及生态基底的技术型铺就，往往比视觉形式的堆砌有着更为扎实的社会影响力与时效性。
图
5
保留场地大树以锚固场所精神内核
Fig.
5
Retaining the site’s mature trees to anchor the core of its spirit of place
图
6
呼应西山地区山水格局为周边社区提供高质量生态绿地空间
Fig.
6
Echoing the landscape patterns of the Xishan Region to provide high-quality ecological green spaces for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此外，设计进一步向场地外缘的城市毛细血管延伸，通过对周围道路进行红线内外的一体化开放广场设计，主动对接并有机缝合了邻近的小学入口空间。通过增设数个规模化停车场，平衡了社区日常停放与体育场地使用的双重刚需，并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回馈；对原生林地采用引入有机覆盖物的低介入方式，在锚固生态基底的同时前置性地为“非设定”的林下户外活动运营铺垫了空间可能性，充分发挥空间调节与功能补全的技术支持作用。
2.1.3 实践意义
肖家河“绿动天地”的成功落成，为北京城市废弃地的重新活化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全新模式。在社会效益上，项目以极高的社区渗透率填补了区域高品质运动空间（图7）的空白，通过对“遛弯走圈”等朴素户外方式的尊重（图8），实现了对真正生活在周边市民户外活动空间需求的基本关照，深刻践行了“人民城市”的发展理念。在治理范例上，该项目证明了在减量增长背景下，公共空间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媒介解决长期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城市空间废弃低效，激发场域活力。这一实践不仅赋予了废弃用地以生态与生活的双重新生，更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转化为城市自豪感的源泉，成为社会治理视角下风景园林介入城市治理的有力实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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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的高品质运动场
Fig.
7
High-quality sports fields contributing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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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周边居民朴素且真实的户外活动需求
Fig.
8
Serving the simple yet authentic outdoor activity needs of nearby residents
2.2 北京通州五里店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北京自2017年初正式启动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计划，截至2025年，随着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接近尾声，背街小巷治理已超越了初期的违建拆除与立面修复，而成为提升首都国际形象、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路径，是事关市民生活品质与人居环境改善的民生工程，更是对于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更新实践。该计划从治理逻辑上实现了从“粗放式清理”向“系统化运营”的跨越。“雪亮工程”等智慧城市要素也进一步将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监控与空间整改紧密结合，显著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在空间实施维度上严格遵循市级“十无、五好、四有”标准，推动治理触角从外部街巷向居民院落与小区内部深度延伸。吸收日本“路地”保护与振兴等经验，引入“精品街巷”的分级评价体系，为同类精细化治理项目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案例。
2.2.1 被隐没的诉求与空间边缘化
本项目覆盖通州区212.47 km2的老城区，涉及200余万居民。项目先期实施面积约为20 850 m2，涵盖杨庄、九棵树、梨园等街道的18条街巷。以梨园五里店平房区（17 000 m2，共12条胡同）（图9）为例，其治理困境呈现出显著的非主流特征。不同于二环内具有强大文化象征意义的古都胡同，通州背街小巷的使用主体多为本地高龄老人及以外卖小哥为代表的外来务工群体（图10）。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该群体的空间需求往往被置于边缘，其内部文化、生存压力与需求表述被淹没在重点区域的建设排位之后。这种社会影响力的匮乏导致了空间功能的极度退化：基础设施残缺、权属边界混乱以及公共生活的丧失，使之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中的失语地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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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梨园背街小巷五里店平房区平面图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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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plan of the bungalow district in Wulidian-back streets and alleys of Liyuan, Tongzhou District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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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背街小巷的使用主体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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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users of the back streets and alleys in Tongzhou
2.2.2 工作路径
以系统性的社会空间研究为基石，将景观设计转化为一种深度剖析社会肌理的手段。摒弃“自上而下”的视觉改造，转而通过与老年居民、应届毕业生、外来务工者等多元群体（图11）的深度对话，打破功能藩篱与权属僵局。调研阶段，五里店范围内100余户居民参与先期的问卷调查，以了解需求，通过“小院议事厅”“吹哨会”等多种方式加强需求的对接和转化（图12）。基于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结果构建了一套基于实证的弹性策略体系（图13）。作为背街小巷的收尾阶段，物理空间界面是除了屋顶、窗台的全部公共区域，包括住户外墙、散水等界面均纳入“治理”的范畴。相应的居民零散诉求——如晾衣、停车、通行、歇脚等的不同要求和改造的接受程度也极为细节繁琐，不具备直接落地的可能。将大量繁琐、细致的实际需求转化为具体的设计细节是该项目的挑战也是成功之处。设计满足主体使用者需求的同时，保证城市管理者在安防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效能，以一种极具包容性与可达性的空间形态重塑社区的公共领域，使居民得以重新诠释、使用并积极维持身边的日常空间。这些看似杂乱的巷弄实质上是保障资源有限群体生存质量的“微观基石”，其更新成效直接关乎超大城市在社会转型期的空间正义与民生底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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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使用群体的改造需求问卷调查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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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survey on renovation requirements of us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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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参与方式满足社会治理机制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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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e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satisfy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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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策略体系策略包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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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strategy system: strategy package
2.2.3 实践意义
背街小巷案例的意义在于通过景观微更新修复了城市“微循环”系统的末端功能，不仅是保障居民生活底线的有效手段，更触发了居民从消极配合到自主绿化、自发维护的心态转变，播下了“共建共享”的种子。小巷居民从最初的不理解、不接受——认为盆栽摆放占用自家门口的公共区域，到项目完成后看到切实改变的环境品质，积极主动申领绿色植物，甚至自发将盆栽外摆并积极维护（图14），形成良好的街道生活氛围（图15），是实现环境重塑到社会秩序改变的微小但典型的写照。背街小巷项目的顺利推进，标志着城市更新突破单一的“形象建设”，真正实现对“居住尊严”与“社会效能”的综合提升。其评价标准能够不被限制于空间美化，而是落实为对社会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为高密度、高复杂性的老旧社区治理提供了适配性极强的范式样本。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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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发摆放的盆栽和浇水养护的绿化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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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ted plants spontaneously placed by residents and greenery watered and maintained by the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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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街小巷升级后小巷居民的生活氛围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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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atmosphere of residents in the alleyways following their revitalization
2.3 案例比较
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 · 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11]在《走出废墟》中曾提出“地理临近社区”（geographical communities）的概念，指出“附近”（vicinity）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物理贴近，更是一种在心理位移上能让人产生归属感且不断生长变化的有机生命体。人类学家项飙亦在访谈中重申了“附近”的价值[12-13]，将其定义为与日常生活直接发生关系的人与地方。透过“附近”的图景，个人得以完成情绪与思想的投射，并切实获得在地的反馈。
从“附近”的视角审视，治理型城市更新实践的核心旨归，正在于重塑具备这种“附近”属性的社会公共空间。不同于传统“15分钟生活圈”或社区公园等单纯强调物理几何距离的概念，这类社会空间的尺度与界面展现出极强的弹性（表1）。其更新对象往往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绿地或建筑红线，而是将道路、墙体、散水等满足居民日常生活诉求与解决基层矛盾的一切微观物理界面均纳入其中，这构成了治理型城市更新在物质与出发点层面的独特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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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型城市更新”两个北京案例的结构化比较
Tab.
1
Structured comparison of two Beijing cases of “governance-oriented urban renewal”
正因如此，这类往往背负着或多或少的发展遗留问题的社会空间，其指导性命题也变得具体而直接：如何切实解决当下社会空间面临的沉疴？如何精准满足特定需求而不引发新的次生社会矛盾？又如何在获得当下政策支持的同时为未来的长远发展留足弹性窗口？在政策引导积极但社会资本投入审慎的现实语境下，此类更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场域效能的“由负转正”。即便这种“正”在视觉层面上并未表现出传统景观意义上的焕然一新或形式颠覆，其通过空间缝合带来的社会自愈意义也是巨大的。
基于上述逻辑，该类项目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在最终的物质落位与作品完成度中，极大地降低了纯形式层面“设计语言”的存在感。这种设计痕迹的消隐是一种必然趋势：既是应对复杂社会利益博弈的克制策略，也是治理本位主导下的必然结果。这种从“景观制造”向“空间调解”的身份退让，构成了存量时代风景园林行业区别于传统绿化更新最为关键的范式转移，而相关行业专业评价体系与学术标准，亦亟待随之发生可能的重构。
3 总结
列斐伏尔的伟大著作[14]中阐述，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容器，还有极其强烈的主动的生产性，空间的变化会导致社会的变化。在社会治理的视角下，城市更新已演变为以社会关系重塑为目的的城市空间逻辑重塑的深刻实践。应注意到这类空间实践的物理载体不受空间尺度或界面归属的限制，其本质是破除旧有学科本位，转向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公众需求、衔接未来发展为核心的“治理视角”范式转移。借用广义治理术①（gouvernementalité）[15]的概念描述，风景园林专业已成为保障社会治理顺利运转的重要技术支撑。从通州背街小巷对街道治理、居民诉求、环境提升的“空间调解”，到海淀肖家河用地过渡时期的运动场域“功能补全”，设计不再单一地致力于实现预设的美好画面，而是更倾向于针对社会空间的具体问题和相关各方的真实需求做出策略性调整，不再固守学科的旧有主张与常规路径。在这类实践项目中，风景园林师从单纯的方案提供者转变为空间调解人，直面权属边界、民生诉求与空间正义等实质性问题。最终实现城市空间功能缺陷的实质性弥补，以及空间正义的维护，并持续发挥场域活力方面的综合效能。
注：图1引自https://m.cnr.cn/jdt/20150602/t20150602_518712360_1.html；图2源自Google卫星地图https://www.google.com/maps；图3—图8来自光场建筑摄影；图9—图15均由设计团队绘制、拍摄；表1由作者自绘。
①借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的“社会空间”概念，强调该空间类型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特性，而有更多的社会关系附着其上并反作用于社会的属性。
①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社区内户籍人口4 000多人，但外来人口却接近40 000人，即“倒挂现象”。
①治理术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于其晚年提出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统治主体的有组织的实践，也可以被理解为政治艺术、治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