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地方认同中介效应分析作为切入点，系统探究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对游客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山东省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为研究样地，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构建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行为意愿”研究假设模型，并采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游客的景观认知对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且对地方认同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强（β=0.46）。与此同时，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直接影响作用（a=0.37；d=0.43）和间接影响作用（c×b=0.138 ；c×g=0.106）。此外，地方认同作为中介变量，既受到景观认知的影响，又影响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验证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推荐意愿”和“景观认知→重游/推荐意愿”的影响路径，揭示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之间的多重影响机制，证实了景观认知可通过强化地方认同显著提升游客行为意愿。基于此，建议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设计应注重优化历史叙事场景和激发文化情感共鸣，通过深化地方认同感提升游客的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助力实现红色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lace identity as an entry point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how landscape cognition in Anti-Japanese War site parks influences tourists’ intentions to revisit and recommend, aim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Using the Taierzhuang Battle Site Park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ample sit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hypothetical “landscape cognition-place identity-behavioral intention” model based on the “Cognitive-Affective-Behavioral” theory.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and AMOS software. Tourists’ landscape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place identity, revisit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p<0.001), with the strongest direct effect on place identity (β=0.46). Meanwhile, landscape cognition has both direct (a=0.37; d=0.43) and indirect (c×b=0.138; c×g=0.106) effects on revisit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In addi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place identity is influenced by landscape cognition and, in turn, affects revisit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validating the influence paths of “landscape cognition → place identity → revisit/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and “landscape cognition → revisit/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ultiple influence mechanisms among landscape cognition, place identity, revisit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confirming that landscape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ourists’ behavioral intention by strengthening place identity. Thu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Anti-Japanese War site parks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historical narrative scenes and stimulating cultural emotional resonance. By deepening the sense of place identity, it can improve tourists’ revisit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同发展已成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议题[1]，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红色旅游市场持续增长，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20亿人次，市场规模达582亿元[2]，这进一步凸显了红色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传播载体和经济新增长引擎的双重价值。抗战遗址公园是以抗战遗址为核心资源，通过保护、修复和开发形成的兼具历史教育、文化传承与旅游功能的公共空间。作为红色旅游资源体系中极具历史厚重感与代表性的资源形式，抗战遗址公园既承载着记录抗战历史和传承民族精神的核心使命，又兼具通过旅游开发激活文化价值和带动地方发展的现实功能。如何凭借抗战遗址公园推动区域文化经济协同发展已逐渐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例如，魏枢等[3]以二十四道拐抗战遗址公园为例，从功能更新、路线改造和核心节点设计三个方面推进抗战遗址的保护与更新，为同类型抗战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朱蓉[4]则以柳州张公岭环山工事群旧址为例，通过室内运用AR技术还原战场场景、室外以景观叙事重构抗战历史脉络相结合的设计策略，打造了具有沉浸式体验的抗战遗址公园，使遗址从单一保护对象转变为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效提升了公众历史认同感。
景观认知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心理学领域，1975年，Dawes[5]提出的“瞭望−庇护”理论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本能认知模式。随后，Kaplan夫妇[6]于1989年提出了四维度景观偏好评价体系，为探究景观认知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北欧学者Grahn和Stigsdotter[7]提出的8类感知属性法（Perceived Sensory Dimensions，PSDs），通过文化性（culture）、自然性（nature）、眺望性（prospect）、庇护性（refuge）、物种丰富性（rich in species）、平静安逸性（serene）、社会性（social）、空间性（space）来量化分析环境对个体认知、行为、心理及社会活动的影响。该方法因兼具良好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景观认知、景观评价、规划设计、心理恢复等研究领域。
地方认同是游客对特定地方产生的情感依附与认同感，是游客与地方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重要体现[8]。在红色旅游研究领域，地方认同理论为解析游客与旅游场所之间的情感联结提供了关键视角[9]。就抗战遗址公园而言，游客的景观认知是形成地方认同的基石，当游客通过景观认知深入观察抗战遗址公园的物质载体（如弹孔墙、建筑遗迹、展陈设计等）和理解其历史文化内涵时，便会对该场所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地方认同。与此同时，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作为衡量游客行为意愿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与忠诚度[10-11]，是游客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情感逐步积累并最终外化呈现的结果。
然而，随着红色旅游热度和产业规模的持续增长，遗址景观、革命纪念馆、抗战遗址公园普遍存在着景观同质化、游客停留时间短、宣传推广创新不足等问题[12]，制约了红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这些问题也折射出当前研究存在两方面研究不足：一方面，现有的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研究多停留于视觉美学层面，缺乏对游客情感联结与行为意图的动态关联分析[13]。另一方面，地方认同理论在抗战遗址公园场景中的应用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尤其是对红色文化的解码机制研究不足[14-15]。这导致在抗战遗址公园的开发与保护过程中无法有效构建游客与红色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结，难以激起游客对抗战遗址公园地方文化的认同感。此外，尽管现有研究已表明地方认同在景观认知与游客行为意愿之间发挥着关键作用，并证实了几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16-17]。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四者之间的具体影响路径和影响强度尚未被探明，特别是在红色旅游情境下，游客对抗战遗址公园的景观认知如何通过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其行为意愿尚未明确。这些研究局限不仅制约了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的理论支撑，也影响了红色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播，由此可见，探究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对游客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不仅是推动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创新，更是助力遗址公园实现文化价值创新转化的关键路径。
1 研究区域概况
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台儿庄古城核心区域，地处17°23′—117°50′E、34°28′—34°44′N，紧邻京杭大运河（图1）。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是全球罕见且保存完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遗址群之一，现存包括战壕、碉堡、弹孔墙等50余处战争遗迹景观，其物质空间的真实性和历史意义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景观体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主权的集体记忆，蕴含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教育价值和民族精神象征意义，因此本研究选择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作为研究样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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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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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rea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Gibson[18]于1979年提出的生态知觉理论表明环境信息具有直接可感知性，强调个体无需复杂认知加工即可识别景观的功能属性，并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部分学者在该基础之上展开了进一步探索，例如，李欣等[19]表明景观能够给人传递连贯而有意义的外部信息，Jorgensen和Stedman[20]进一步指出景观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会影响游客地方认同的强度，丰富的景观认知体验有助于增强游客对遗址公园的地方认同感。而地方认同则与游客的行为意愿紧密相连，特别是当游客对场所产生强烈地方认同时，不仅会愿意再次到访，还会积极向他人推荐该场所[21]。由此可见，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四者之间关系紧密，且存在复杂的联系。
因此，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22]，构建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行为意愿”研究理论模型（图2），并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H1指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H2指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正向影响地方认同；H3指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正向影响推荐意愿；H4指地方认同正向影响重游意愿；H5指地方认同正向影响推荐意愿；H6指地方认同既会受到景观认知的影响，也会影响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属于中介变量；H7指景观认知与行为意愿之间存在“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推荐意愿”和“景观认知→重游/推荐意愿”的多重影响路径。
图
2
理论模型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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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model
2.2 问卷设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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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构成维度与详细题目设置
Tab.
1
Questionnaire composition dimensions and detailed question settings
2.3 数据收集
为保障问卷的回收率和数据质量，本研究采用现场发放和收集问卷的形式，并在参与者完成问卷填写后赠送小礼物。2025年8月6—7日，研究团队在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共计发放问卷300份，剔除13份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87份，回收率为95.67%，且有效样本量远大于量表题数10倍的指标要求。
2.4 数据分析
2.4.1 描述性统计和正态性检验
本研究先将受试者的数据录入Microsoft Excel 2021软件进行预处理，之后依据Kline提出的偏度和峰度检验法，采用SPSS 27.0软件对收集到的287份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正态性检验。
2.4.2 问卷信效度分析
通过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区分效度检验进一步验证问卷的有效性。其中，信度分析采用SPSS 27.0软件计算问卷总体及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效度分析使用Amos 24.0软件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区分效度检验依据Fornell和Larcker于1981提出的AVE平方根法，以检验问卷中各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2.4.3 结构方程模型影响路径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究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之间的影响路径，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使用Amos 24.0软件绘制了结构方程模型（图3），并验证了模型的拟合度、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关于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依据Preacher和Hayes[29]提出的标准，使用95%的百分位置信区间和95%的偏差校正自举置信区间，并进行2 000次迭代bootstrap算法，衡量标准为：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30]。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
Fig.
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正态性检验结果
表2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参与本研究的287位受试者中，性别分布相对均衡，男性156人，女性131人，平均年龄39.740岁，标准差为14.381岁。问卷中各维度的均值计算均为3~4分，与此同时，各测量题项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均<3，且峰度系数绝对值均<8，满足正态分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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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和正态性检验结果（n=287）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normality test results (n=287)
3.2 问卷CFA分析结果
图4和表3共同展示了问卷的CFA结果。首先，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12，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0.7，这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其次，问卷CFA模型的CMIN/DF=1.812（<3），RMSEA=0.053（<0.08）。与此同时，GFI、IFI、TLI和CFI的检验结果均达到了0.9以上的水平，这些结果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和适配度。
表3显示，问卷的CFA模型中4个变量的AVE值均>0.5，且CR值均>0.7，这表明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4个变量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此外，4个变量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770、0.839、0.825和0.844，均远大于四者彼此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图
4
问卷CFA模型图
Fig.
4
CFA model diagram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3
问卷CFA模型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Tab.
3
Test results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for the CFA model of the questionnaire
注：表中对角线加粗数值为AVE平方根值，下三角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3.3 结构方程模型影响路径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CMIN/DF）值<3，其误差均方根（RMSEA）<0.08，与此同时，GFI、IFI、TLI和CFI的检验结果均达到了0.9以上的水平，这充分说明该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度。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
Tab.
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it test results
表5显示，景观认知对地方认同（β=0.46，p<0.001）、重游意愿（β=0.37，p<0.001）和推荐意愿（β=0.43，p<0.001）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景观认知对地方认同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强（β=0.46），该结果支持了H1、H2和H3。地方认同对重游意愿（β=0.30，p<0.001）和推荐意愿（β=0.23，p<0.01）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地方认同对重游意愿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强（β=0.30），该结果支持了H4和H5。与此同时，图5显示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直接影响作用（a=0.37；d=0.43）和间接影响作用（c×b=0.138；c×g=0.106），可知地方认同作为中介变量，既受到景观认知的影响，又影响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该结果支持了H6。此外，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四者之间的各个影响路径均达到了较强的显著水平（p<0.01），且表6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验证了景观认知与行为意愿之间存在“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推荐意愿”和“景观认知→重游/推荐意愿”的多重影响路径，该结果支持了H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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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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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landscape cognition, place identity, revisit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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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影响路径关系分析结果
Tab.
5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path relationship of the model
注：**表示p<0.01，***表示p<0.001。
4 结论与讨论
4.1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之间的多重作用机制，证实景观认知不仅直接影响游客行为意愿，更可通过强化地方认同发挥间接作用。该结果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高度契合，并将其应用拓展至文化遗产景观，为理解游客在遗址公园中的行为意愿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首先，景观认知对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p<0.001），且对地方认同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强（β=0.46）。该结果与李津等[31]对乡村旅游景观认知与重游意愿关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景观认知是驱动游客情感与行为的关键因素。这说明景观认知作为游客对环境的第一印象和基本认知，对游客的情感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不同于乡村景观中以自然环境要素为主的认知过程，抗战遗址公园的景观认知更依赖于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的解读，因此在促进地方认同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解释力。
其次，本研究验证了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直接影响作用（a=0.37；d=0.43）和间接影响作用（c×b=0.138；c×g=0.106），该结果与罗文斌等[3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与此同时，本研究证实了地方认同对游客重游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0，p<0.001），该结果与倪超琦等[33]针对乡村景观认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契合，这表明尽管抗战遗址公园景观与乡村景观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在引发游客地方认同并进一步影响重游意愿这一作用机制上却呈现出一致性，由此可见无论景观类型如何差异，地方认同在游客行为意愿的形成过程中都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地方认同可作为景观认知与行为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的重要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抗战遗址公园景观的文化叙事性和符号密度较高，触发了短时间内的情感共鸣进而转化为行为意愿。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提示了文化遗产景观在未来的设计和运营中需要更关注情感触发机制的构建。因此，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设计应注重优化历史叙事场景和激发文化情感共鸣，通过深化地方认同感提升游客的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最终助力实现红色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再者，本研究验证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推荐意愿”和“景观认知→重游/推荐意愿”的影响路径，这一发现丰富了现有关于游客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抗战遗址公园管理者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和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一方面，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主要针对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的开发与保护，而抗战遗址公园作为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的特殊场所，其景观认知和地方认同的形成机制与其他类型的遗址公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其他类型的遗址公园则需要进一步的科学验证和动态调整。另一方面，问卷分析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收集受试者的主观评价和态度信息，但受试者可能因记忆偏差、理解能力差异或社会期望等因素，导致问卷结果带有一定主观性。相比之下，眼动追踪技术和生理传感器（如皮肤电反应仪、心率变异性监测设备）可以精确记录游客的视觉注意力分配模式和实时采集个体的神经反应数据。因此，未来可采用问卷分析与生理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景观认知、地方认同和行为意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优化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设计提供全面、深入的理论支持，并为提升红色旅游或其他类型旅游的体验质量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4.2 结论
本研究以地方认同中介效应分析作为切入点，以山东省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为研究样地，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构建“景观认知−地方认同−行为意愿”研究假设模型，采用SPSS和AMOS软件系统探究了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认知对游客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四者之间的多种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景观认知对地方认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且对地方认同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强（β=0.46）。同时，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均具有直接影响作用（a=0.37；d=0.43）和间接影响作用（c×b=0.138；c×g=0.106）。本研究不仅验证了“景观认知→地方认同→重游/推荐意愿”和“景观认知→重游/推荐意愿”的影响路径，还证实了景观认知通过强化地方认同显著提升游客行为意愿，并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抗战遗址公园景观设计应注重优化历史叙事场景和激发文化情感共鸣，强调通过深化地方认同感提升游客的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最终助力实现红色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